防疫破口所掀開之原子化孤老， 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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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破口所掀開之原子化孤老，

如何應對？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國內疫情逐漸降溫，一度被視為防疫破口的「萬華茶室」也早已不再成為新聞焦點。然而，這項當初隨著疫情相關報導而被揭露的「原子化孤老」現象至今仍然存在、並未隨著疫情消散。

在疫情升溫、萬華茶室成為媒體焦點後不久，就有不少媒體披露：許多年長的茶室常客們長期高頻率地到茶室消費，其真實動力並非耽溺美色，而是因為在充斥著孤獨的社會中，茶室能為他們提供平日生活中難得的關注、傾聽與陪伴，暫時沖淡日常生活中的孤寂感。換言之，茶室當時之所以廣受矚目、被視為防疫破口，真正原因其實是早已存在的「孤老」現象。

這個隨著疫情被揭開的「孤老」現象，其實並非茶室常客們特有的境遇。在當前的台灣社會，早已有相當比例的年長者們，或因未婚無嗣、或因子女旅外謀生、又或因各種難以抵抗的變故，而長期過著獨居生活。尤其在日益衰微的農村，更有相當比例的長者過著無人聞問的生活，即便與家人同住，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心理距離也未必親近，也就是說，這些長者們平時就處於極度原子化（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的狀態。於是，這些處於「原子化孤老」的長者們，其中一部份人透過茶室消費來尋求自己需要的人際互動也就不足為奇，哪怕其中帶有商品化社交的成分、哪怕冒著染疫風險，也無法阻止他們試圖滿足自己最基本的心理需求。由此來看，當初被視為防疫破口的年長茶室常客們，其實和你我身邊常見的那些在公園下棋、在樹下泡茶、在自家門口閒坐的長者們並沒有太大區別，他們同樣需要關懷、需要傾聽與陪伴、需要透過日常性的人際互動讓自己免於孤獨。

所謂「孤獨」，無非是在生活中面臨需求或遭遇困境時，缺乏交流陪伴、溝通討論、協力共濟之對象。但追本溯源，從人類歷史來看「孤獨成為籠罩社會的普遍現象」其實只是最近不到五十年的事。

在過去的農村共同體中，由於單靠一人一家之力，必不足以興修水利滿足灌溉需求，在農地尚未因繼承分割而零碎化之前，一人一家之力亦不足以讓整地、播種、採收等農事工作來得及配合時節氣候進行；生活中婚喪喜慶乃至於住宅修繕等大小事也同樣需要透過互助協力方能順利，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互動頻繁而緊密，所謂的「孤獨」不至於成為普遍現象。

但隨著農村人口因資本主義發展而流向都市、農村共同體逐漸裂解，過去人人相依互存之關係也隨之轉變——對流向都市的人們而言，由於各自受雇謀生後，過去成為人際關係基石的「協力勞動、互助生活」悄然無聲地塌毀，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一切困境或需求時，由於過去共同承擔解決的共同體已然瓦解，只能以「獨力、獨用、獨責、獨擔、獨受」之原子化方式，訴諸購買各種商品或勞務來應對。而此番人與人關係之巨變，正是「孤獨」的社會根源。因此，「原子化所致之孤獨」絕非長者們所獨有、亦非獨見於台灣社會，越來越多國家政府苦惱於「孤獨」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日、英更於中央政府設專責之部級單位，顯見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國家共同面臨的流行病。

面對由孤獨所衍生的種種治理困境，對治之道唯從變革原子化狀態著手，由日常居住生活的社區起步，構築人人相依互存之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由社區居民透過頻繁且日常化的民主討論，跨出「獨力、獨用、獨責、獨擔、獨受」之窠臼，針對各種日常生活需求共商對策、協力落實，使包含高齡長者在內的每位社區居民，時時與人保持緊密的交流、來往、聯繫，從而根絕孤獨。

例如，對長者、尤其獨居長者而言，「如何打理日常三餐」就是個容易讓人感受到無助而孤獨的問題——長者食量不大、除了基本營養需求以外，多半另有因慢性疾病或咀嚼吞嚥能力退化而產生的特殊飲食需求，加上未必有足夠的體力經常出門採買，致使許多獨居長者都是以「煮一頓吃一天」的方式來處理日常飲食，除了營養問題外，又徒增保鮮食安方面的隱憂。

然而，若重建人人相依互存之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經由社區居民聚集民主討論，能使全體社區居民充分知悉、同感同理獨居長者們在日常飲食方面的困境，進而將同感同理發展為群策群力，醞釀籌辦社區共餐，在討論過程中使長者們感受到自己的處境獲得理解、關注與支持；而在籌辦社區共餐的過程中，更能透過共同討論規劃，使健康狀態尚可之長者們找到發揮自身經驗技藝的舞台，例如擔任共餐志工協助備料烹煮、或者藉由共餐分享傳授其烹飪經驗或加工技藝，使長者們在此過程中逐漸融入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拓展多元社交、發揮自身長處。

同時，由於長者們、乃至於全體社區居民在籌辦共餐的過程中不再感受到孤獨，自然也就不致產生「因孤獨而趴趴走」所造成的各種防疫破口；另一方面，由於社區共餐是經由社區居民共同民主討論而籌辦，因此共餐本身可能造成的接觸傳染風險，也能夠透過籌辦過程中的討論，因地制宜地事先安排相應的預防措施。使得防疫破口與原子化孤老同時獲得對治、使每一位社區居民都能在「抗疫」與「抗孤獨」兩條戰線上積極應戰、發揮貢獻。

由此，當每一戶社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相互熟識關心、經常針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民主討論」的日常關係，過去處於原子化孤老狀態的長者們將與全體社區居民一同重建多元人際互動、找到發揮自身知識技能與經驗的場域。相較於當前將年長者們視為「被照顧／服務之對象」、甚至視為社會負擔的普遍觀點與政策思維，重建人人相依互存的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不僅能根除社區居民們的孤獨，更能從社區起步，打造一個「老當益志、老而彌能、公民不退休」的社會。

我們龍潭識字班值得驕傲的內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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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龍潭識字班值得驕傲的內在精神

龍潭村長者識字班系列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每每與朋友提起在龍潭村這個小小的長者識字班，大家很容易從「識字／寫字」的成效予以關心，畢竟這些高齡又近乎文盲程度的長輩，若能在遲暮之年學會認字、寫字，不只代表他們很厲害，某種程度也代表我就成為聖賢之師了吧？面對這樣的他人期許，我深知他們至今能靠自己寫出的字可能不超過二十個，導致有段時間覺得被挫敗感籠罩著，大概是以前我在學校教過幾年書，基於學生們升學考試的壓力，所以過去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判準就是成績，但為何我會對眼前這些長輩也設立相同標準呢？自此引發筆者深切反省。

　　識字班當初成立的機緣是社區接受了政府樂齡課程的補助，所以參加者多是被人情動員而來，也因此，之前願意來上課的學生，最多只抱持打發時間、順便交個朋友的念頭而來，後來樂齡課程終止後，識字班就少了幾個成員，現在還願意留在簡易工寮裡面克難上課的，總有一些他們的理由：有人缺席，其他人就會擔心是否生病了？能感受到鄰里間相互關心的溫暖人情是其一；有人寫字進度落後或缺乏自信，同儕間能相互鼓舞激勵是其一；練習寫字會手抖、眼睛老花看不清楚黑板和作業簿、耳朵重聽導致與老師同學講話吃力，在能夠相互同理、體貼、包容的識字班，不需因為年邁所致之身體退化感到自卑是其一；過去可能因為文盲身份而自我歧視，現在卻因勇於挑戰自我而能感受到進步的喜悅、感受到自己心態年輕化也是其一。

　　上述這些他們願意留在識字班的動力與理由，其實才是我們師生共同的學習收穫與成長，不僅帶我脫離當初的「教不會學生寫字的無能老師」之挫折苦海，更讓我體認到，長者識字班的課程目標不能依循升學主義的邏輯，而應該設置在「鄰里間互助分享」、「情感上體貼同理」、「能力上勇於挑戰自我」！龍潭村長者識字班開辦已超過一年半，若要問他們習得了多少字，作為授課老師的我只能汗顏，頂多就是他們能把自己的名字寫出來、幾個簡單或常見的字能認得出來；但若要問他們是否有學習成長？是否感到收穫愉快？是否更加自信嘗試新鮮事物？扮演一個與他們共同學習的角色，我又不禁驕傲自滿！

讓交工更進化的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

讓交工更進化的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農業交工模式的發展歷程已久，但那其實無關乎責任與義務等等道德高尚情操，而是建立在「唯有互助，方能共存」的現實感，若當初的農民們不能集結眾人之力共同建造水路、不能相對靈活進行勞動力調度，任誰也無法生存，因此「互助共存」只是歷史軌跡上的必然結果之呈現。

　　那麼究竟是什麼改變了過去的歷史軌跡，讓我們處於交工漸趨式微甚至消失的現在呢？因為，要開水路、想鑿水井、農忙缺工、天災搶收，這些在過去都需要依靠相當程度的人際合作才能達成之事，現在只要有錢就通通都能處理好，這個將萬事萬物都能變成商品予以買賣的過程，我們稱之為商品化，也因為商品化，讓我們只會心存貨幣，於是乎，面對攸關現金收入的市場機制時，農民之間其實是處於競爭關係，才會讓「沒有人情、缺乏交流、無法互助、否認共存之理」的現象陸續產生，而我們之所以不樂見這些人與人關係的變化，不只是嚮往大同世界的和平氛圍，更是因為分化讓我們失去集體感、失去共同目標感，最終導致的社會矛盾增生、人生漸趨虛無化，甚至連生存都更困難。

　　若是單純回歸過往的交工模式，不僅在現實上不可能，農民的處境也不會比過去更好，因為我們一樣要面對盤商的剝削，一樣要獨力面對市場競爭，一樣不斷陷入顧著求生存而失去對未來、對理想的追求，因此，打造一個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當務之急！

　　所謂「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首先就是由社員經過民主討論共同建立相對健全的產銷制度，生產方面，透過社內勞動力的調度分配，透過集體勞動以減輕農務生產的身心壓力負擔，銷售方面，擺脫過去任由盤商與市場機制宰割的困窘，唯有共同民主經營方能有效率又有集體目標感；其次，合作社員應該採取農機農地入股方式，除了降低以現金入股的壓力，也可讓農機與農地更彈性更有效利用；接著，應由社員民主討論合作社盈餘的分配與轉化利用機制，這當中除了需要討論出合理且有共識的利潤分配方式，更需要被討論的則是公積金與公益金運用原則，於此討過程中，重新認識自己與所居住社區之間的休戚相關，唯有社區共好方能實現個人獨好；最後，則是重新認識身為一個農民與整體社會之間是相依互存，比方說，當農地閒置或被資本掠奪佔用與污染，小則影響我們個人與社區的生活品質，大則涉乎整個國家的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安全。

　　因此，這樣的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只會討論社員要種什麼、怎麼種、怎麼賣、賺取而來的利潤要怎麼分配，更會進一步討論如何讓社區、讓社會朝向更美好的發展，唯有回歸農業的公共性本質，我們才能醒悟，原來務農不是只為了解決個人生計問題，而是讓社會安定美好的基石，唯有建立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社，方能農民重新認識自己在整體社會中的價值。

※附圖為龍潭村某處洋蔥田，

龍潭村在地工作者阿茶（徐薇清）與村民一同採收洋蔥

究竟何謂「交工」？

 究竟何謂「交工」？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交工」是我們在概念上熟悉的名詞，但在現實中卻是非常陌生的經驗，在維基百科上面的字面解釋為「交換工人」，但實則為「勞動互助」，在本質上更可被認知為一種人與人相依互存，接近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不要誤以為勞動互助是個純然無私犧牲奉獻的高尚道德情操，事實上，在勞動力被商品化（即，花錢雇用工人）之前，人與人之間若不發展這樣互助共存的關係，其實誰也存活不了，但是，在這樣互助共存的關係底下，除了求生存，尚有更令人心嚮往之的層面。

 　　目前，多數農民不只要看天吃飯，生活更是隨著永遠無法預期的市場價格在載浮載沉，而他們的勞動現狀，則多是各幹各的，沉重的勞動負擔、煩惱收成不好、憂心市場價格不好，集各種身心壓力於一身，他們之所以被迫要承受這些現實的無奈，絕非天生命運多舛，而是因為他們永遠都只能單打獨鬥，於此，我們就能知道過去人們習以為常的「互助共存」，為何令人心嚮往之了。

 　　「集體」有諸多好處，若有生產技術方面的問題，可以一起研究討論，若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共同協商分工，甚至面對銷售困境，也能集眾人智慧與社會資源，積極予以克服，形成某種有如親密戰友的美好關係。而相較於人與人充滿各種競爭關係的原子化現狀，集體尚能在精神上讓人感到不孤單，還能為了追求集體目標，共同努力奮鬥打拚，這也是建立在有著共同目標的戰友關係，何以能讓人活得更有意義、有目標、有存在感。

　　我們必須重申，「交工」（勞動互助）並非單純指無私的勞動付出，而是過去農村共同體所必需也必要的生產模式，交工正是作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依互存的本質性存在之展現，只不過，隨著農作物商品化、人與人關係原子化，才讓交工日漸消失在現實世界，取而代之的則是農業雇工形式，交工之所以被終結，是因為現在我們相信錢可以買到一切，但究竟是大老遠載一群農工來進行支援比較有效率，還是附近鄰里來支援比較有效率？到底是銀貨兩訖關係會比較盡力，還是鄰里互助能更用心？

　　逐漸消失的交工關係，提醒了我們必須回頭去省思，究竟是農民與農民間形成競爭關係才能生存？還是互助關係方能生存？當然，過去的交工肯定還是有所不足，比方說交工關係再緊密，也還是有許多糾紛會產生，我們縱然能改革一些過去交工的技術操作方法，但個別農民最終還是只在意自己的田地收成好壞，所以我們除了需要恢復過去交工互助的精神，也應該讓交工變得更進步有效率，更應該思考怎麼做才能讓大家不只在意「自己的」，形成真正的共有共好共享利益的經濟模式。

參與心得：譜出咱家己的歷史！新庄仔第一次的社區會議

 #參與心得

譜出咱家己的歷史！

新庄仔第一次的社區會議

文／許菀庭（台大研究助理）

圖／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9月17日晚上，在中秋節的前夕，我在麻園新庄仔參加了這裡第一次的社區參與式預算會議。晚上六點多，雲林參與式民主協會的夥伴、福智的師兄姐，就已經在老村長江榮茂先生家前的埕擺好了椅子、架設起投影布幕。七點開始，村民們陸陸續續地來報到。同時是村子參與式預算重要推動者也是村民的義群師兄拿起麥克風歡迎大家，邀請村民們入座：「逐家坐予圓圓，感情嘛圓圓」。

新庄仔屬於麻園村的數個聚落之一，在這種村民非常散居的村子當中，要實踐村民的公共事務參與，很難在一開始就召集全村的會議，因為要考量到實務上村民的移動距離，社區裡面許多的長者年事已高，要求他們到其他的聚落去參與社區會議，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會議舉辦在晚上，鄉村的路燈較少，更有照明不足的安全問題。這也是為什麼這次的參與式預算會議並非一個全村的會議，而是先從單一個聚落開始。

這一次幾乎所有的家戶都有村民出席，我們覺得很開心也很感動。有許多村民陸陸續續地在會議開始後一小段時間抵達，這也讓我非常動容，因為我意識到許多村民即使是在家務繁忙之後，仍然趕緊前來參與會議。然而這一切得來不易，很大部分是因為有雲林參與式民主協會的夥伴們跟福智的師兄姐們這一年下來共同進行挨家挨戶的家訪所累積起來的成果。如果沒有經歷過家訪，只是單純地發布社區會議的消息，一般村民可能覺得這是與自己無關的會議，甚至可能會覺得自己的意見無足輕重，而不會出席。

家訪是透過關心與談話逐漸與村民們建立起信任關係，並且也邀請和鼓勵村民表達自己所在乎的社區公共事務。在我跟著前輩們一起做家訪的過程當中，也發現，村民多半並不是對公共事務不在乎，而更像是不習慣表態：有的村民覺得需要解決的問題太過困難了談了也沒用（例如舉辦共餐涉及的場地、人力、交通問題）、有些村民覺得那是村長的責任、有些村民擔心自己的話不重要或覺得自己表達能力不好、也有村民擔心自己對公共事務的表達被誤會成私人恩怨等等。在村子裡面跑參與式預算的家訪，對我來說就是看見了一個小型的社會，這個小型社會的公民不熟悉公共討論，因而對於表達感到不安或是不習慣。但在一對一的談話當中，或許就有了小小的培力機會，讓大家有個空間嘗試去表達出自己對公共事務的觀點。

在會議主持人義群師兄的開場之後，便交由參與式民主協會的小衛來跟大家簡單地摘要，家訪後，統計出村民最關心的五項事務：(1) 老人健康促進、(2) 道路交通安全、(3) 社區共餐的可能性、(4) 戶外運動遊憩的空間、(5) 增加年輕人的聚會等等。這些統計結果都是在家訪時，每一位村民認真地對於公共事務做出思考之後所貢獻的思考結晶。由於議題很多，這次的會議先鎖定在道路安全的討論，接著小衛將麥克風傳下去，讓每一位村民依次講自己的想法。

麥克風依次傳遞，每一位村民都有一樣的發言權力。

我最感動的地方是在看到我曾經家訪過的村民拿著麥克風講話的時刻。一位我家訪過的年輕村民與她的媽媽騎著機車雙載而來，當她媽媽拿到麥克風時，我聽到她說話的聲音微微地顫抖，她開口說了兩句話之後，微微地喘了口氣停頓，說了聲「很緊張」再停頓一會兒，之後，她繼續娓娓地描述自己認為比較危險的交通路段。另一位村民大哥，因為他雖然是新庄仔村民，但他家現在位於村外，因此家訪邀請他出席晚上會議時他很猶豫，但聊過之後我們感受到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實際地在思考每個社區問題的癥結點，所以我們鼓勵他親自在會議上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最後能看見他拿著麥克風說話，我感受到這是公共參與的小小一步：從告訴訪員自己的想法，往前一步到能在會議上分享給其他的村民。

我一直很敬佩參與式民主協會採用傳遞麥克風的方式，因為這代表坐在圈子裡面的每一位參與者，不管是村長、鄉長、年輕村民還是年長村民、女村民或是男村民，每一位都有一樣的發言權力。有一些村民比較害羞或是謙虛，會搖搖手將麥克風遞給下一個人，但是或許在幾次會議之後，讓村民越來越習慣這個場合，也越來越習慣聽到與自己熟悉的其他村民發言，也有機會鼓勵比較害羞的村民說出自己真實的看法。而表態與參與討論，是參與式預算的第一步，參與式預算的最終目的，是讓每一位公民能共同塑造公共事務的樣貌、親身參與改造的過程，使得公共事務不再只是「村長該做的事情」或「政府該做的事情」。

會議鄰近結束前，也邀請到前鄉長林慧如女士來分享她目前於農村發展基金會執行的「村史計畫」的點點滴滴。麻園村史計畫也是走進每一家每一戶聆聽每一位村民的家族故事跟產業故事，林慧如女士秀出了一張一張的懷舊照片，鼓勵大家回想照片的位置、照片中的故事。雖然這時候會議已經超出預定的時間，仍能看見每一位村民聚精會神地參與在這個「說故事」的時刻。我想這是因為村史是屬於村子裡每一個人的故事，就像今天坐在現場的每一位村民也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新庄仔首次有這麼多的村民親身行動前來討論社區的參與式預算可以怎麼使用。「我們農民要感到很驕傲」林慧如女士說，農民常常覺得自己是渺小的，但我們做的農產品、我們創造的產業歷史是如此精采的，讓其他人能夠有美味的農產品可吃，所以我們當然要為自己感到驕傲。我感受到這一段交流也帶給了現場不一樣的氣氛，也很期望不管是之後參與式預算的每一個小小的行動、以及村民們每時每刻創造的村史故事，都可以讓大家更為自己感到驕傲。

每一位參與過這次會議的村民們，

都是在創造屬於麻園與新庄仔自己的歷史。

延伸閱讀：

新庄仔部落第一次庄頭會議紀錄

因應極端氣候，農業保險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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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極端氣候，農業保險有用嗎？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此為龍潭村某處菜園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日益明顯，近年來大旱暴雨等極端氣候對台灣造成影響的頻率也越來越高，過去15年來，台灣因天災所致的農損金額平均每年高達124億元。於是，政府於2015年起推動試辦農業保險，與保險業者合作針對不同農作物設計保單，去年又三讀通過《農業保險法》、設立農業保險基金，企圖藉此提高農業經營保障、使農民收入穩定。

然而，所謂的「農業保險」，其實只能在災害發生後減少農民的貨幣損失，無法解決農作物因受災害而減產的問題，更無法解決盤商藉機炒作、無法使消費者免於承擔農產品價格／供應量／供應品質嚴重不穩定等問題。

按照《農業保險法》第一條所載，建立農業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填補天然災害或其他事故對農、林、漁、牧業之損失，提高農業經營保障，安定農民收入」。但從農民的角度來看，《農業保險法》的立法目的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無法實現——因為真正能夠保障農業生產、最能夠使農民收入安定的，絕非災後的保險理賠，而是在災害發生前就提高防災抗災能力。相較於使農作不受極端氣候災害影響所能帶來的收入保障，再怎麼寬鬆優厚的理賠條件仍是杯水車薪。

再者，農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經濟價值，更在於支撐糧食安全以維繫社會安定、有益水土保持與生態環境等公共利益。當極端氣候對農作物造成損害，除了農民遭受經濟收入上的損失，整體台灣社會因農業而獲得的各種公共利益其實也一併遭受影響。

對一般人民而言，農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供應品質、數量、價格皆穩定合理的糧食和營養來源」。而當台灣農業區遭受極端氣候侵襲時，大量農作物或因直接受災而損壞、或因外觀受損、或因受損後不耐保存運輸而遭到毀棄無法成為商品，勢必造成各種生鮮蔬果產量驟減、盤商獲得「產地收購時壓價、終端銷售時抬價」的更大炒作空間，廣大消費者們就必然面臨生鮮蔬果大幅漲價，供應量也變得極不穩定。

但顯而易見地，面對極端氣候所導致的前述各種影響，政府所推動的「農業保險」依然只能向農民提供有限的理賠金，對於農作物減產、盤商藉機炒作、糧食供應不穩等公共危機卻完全發揮不了作用。

綜言之，要保障農業發展、兼顧農民生計與社會公共利益，必須從源頭著手，提高農業在極端氣候下抗災防損的能力。然而當前台灣社會人人處於獨力獨存之原子化（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狀態，農民亦不例外。故在單打獨鬥、各自獨力面對各種風險的狀態下，原子化農民根本不可能有條件有能力設想抗災防損之有效方案並付諸實行。推動「共有、共營、共治、共享、共力」的農業合作化，才能將原本單打獨鬥、處於原子化狀態的小農組織起來，透過群策群力，使災損極小化，進而解決盤商炒作剝削、解決減產缺糧之危機，致農民不受盤剝，也保證消費者有價量皆穩定的糧食、護持農業之於台灣社會的公共價值。

從木之花看一起勞動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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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木之花看一起勞動的幸福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日本木之花家族─一個座落富士山腳下的小生態社區，有來自不同家庭的大人小孩可以生活在一塊的居住空間，有可以相聚一起運動、吃飯、召開會議的場所，有可以烘烤麵包、變出各種新鮮獨特料理的廚房，他們在田園裡種植豐富多樣的食材，還有繁養微生物菌釀造醬油的地方以及養蜂場．．．能夠居住在廣闊幽美的田園環境，通過集體付出勞動力後共享健康新鮮零里程的美好滋味，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的此刻，這樣的生活肯定是不少人夢寐以求的嚮往。

 

只是，即便環境多麼舒適宜居、食物多麼美味誘人、生活多麼富含樂趣，也不見得能夠讓人長久定居，木之花家族共同生活的成員來自各地，因志同道合而聚集在一起，共約有一百人左右，這麼多人共同生活如何可能？真正能將人留住的關鍵，肯定還包含讓人願意選擇發展集體共同生活的信心，而信心不可能憑空而來，信心的基礎就是木之花家族重視並且持續實驗中的「民主勞動生活」。

 

木之花家族透過會議嘗試討論生活中的各項事務或個人困境，成員們將需要進行的工作視為共同的責任，因此能夠在勞動生活中，更自發主動並且愉悅地工作。他們的生活與勞動緊密結合，比方說，孩子們分為「刷碗小分隊」、「大廳打掃小分隊」、「浴室打掃小分隊」三組，每個孩子們認真打掃時露出幸福的笑容，看得出來沒有人是被迫要進行這些勞務工作，影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來自義大利的參訪人薩姆說：「大家一起洗碗，所以瞬間完畢」。

 

相比現在按時計酬的工作型態，家家戶戶不可免地幾乎耗費了一半以上的時間在職場上，家庭勞務工作多一點都讓人幾乎快喘不過氣，為了謀生與維持家庭順利運作，家務勞動常常只落在其中一個家庭成員身上，每日的生活都是重重的負擔，非常考驗體力與維持和樂穩定的家庭關係，其實，我們也常聽聞許多家庭長期需要承受工作、家務或照顧小孩或長者等壓力，蠟燭多頭燒的艱苦處境，而這也早已是台灣社區生活的普遍常態，甚至已經釀成許多家庭人倫悲劇。

 

究竟如何能夠真正實踐民主勞動生活？木之花家族正在進行的實驗讓我們獲得莫大的啟發與印證，「重建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的目標不是空想，而可能人人皆嚮往之，只是，重建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終究無法一蹴可幾，相較於木之花家族「招募來自四面八方的成員共闢新社區」，要能夠培力台灣各地社區，使各社區在地居民們產生參與動力，實踐參與式預算就是重新凝聚社區的途徑，讓每日都同樣承受著多重壓力的各個原子化家庭重新連繫、凝聚起來，讓人人遇到問題時皆能向他人傾訴，形成「個人事皆是眾人事」、人人相依互存、群策群力的共同體關係，透過民主討論會共謀解方，真正實現相互支持，讓人人皆能擁有健康愉悅又充滿信心的社區生活。

延伸閱讀：

https://youtu.be/ZXa-AByJu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