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垃圾減量，村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農村垃圾減量，村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麻園社區居民組織維修合作社為垃圾減量貢獻一份心力。

●垃圾治理困境的根源：商品化與原子化

近年來，「垃圾治理」已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課題，追本溯源，造成垃圾治理困境的根源，其實就在於商品化與原子化（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綜觀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生產出來的各種垃圾，從擤過鼻涕的衛生紙到廢棄家具，無非都包含在「已不堪使用的商品、雖堪用但仍遭汰換的商品、商品包裝」三大種類裡。同時，也因為這些垃圾的誕生離不開商品化，當人與人關係越來越疏遠、各過各的生活，這樣的原子化社會也就必然塑造出「自己要的商品自己買」之消費觀，從而醞釀出各種非理性非必要之消費行為、衍生出大量而難以治理去化的垃圾。

●農村垃圾減量，村長角色既關鍵又特殊

而在農村，由於居民同樣處於原子化狀態，且普遍年邁體衰，更加劇了各種垃圾清運困境。同時，小農們在農業生產上同樣處於單打獨鬥原子化狀態，也導致各種農業廢棄物（例如廢棄資材、稻草或花生莖葉等）不斷產生，卻又難以清運。

然而，當村長發揮其公信力與影響力，培力村民凝聚起來針對村內公共事務展開民主討論、逐漸變革原子化狀態，即可從「群策群力籌辦社區共餐」起步，實踐各種垃圾減量之解方。

●群策群力社區共餐，是農村垃圾減量之基礎步驟

為何要從「群策群力社區共餐」起步？原因無他，若農村居民、尤其是獨居長者們必須各自購買食材、各自烹煮備餐，必然隨之產生數量可觀的食材包裝垃圾，也難免產生各種非必要消費而造成更多垃圾或食物浪費。相較之下，當村民們參與社區共餐，就能將「各自購買、各自保存、各自烹煮」轉化為「為共餐需求而統一採購」，大幅減少包裝垃圾。

同時，相較於「中央廚房配菜模式」，村民群策群力籌辦之共餐也更能夠按照用餐人數與需求來彈性調整菜色與烹煮份量，甚至靈活善用在地食材，以減少食物浪費，並提高廚餘回收率促進再利用。而當參與共餐、投入群策群力籌辦的村民不斷增加，也就具備更充裕的條件來將共餐規模逐漸擴大為「天天三餐皆共餐」，將共餐的垃圾減量效益發揮得更充分。

●人與人關係改變，垃圾難題迎刃而解

進而，當參與共餐的村民越來越多、共餐規模持續擴大，此時於共餐場地入口附近設置資源回收點、向村民展開常態性之宣導邀請，即可善用共餐「天天聚首互動交流」的基礎來大幅提高資源回收率、讓村民迅速且普遍地理解資源回收之相關常識。

另一方面，由於村民因共餐而日常化聚集，充分具備了「藉由共餐之便，邀請村民對村內公共事務進行民主討論」之更佳基礎，可以培力村民進一步討論「為何要垃圾減量、如何減量」，並根據民主討論之共識，鼓勵村民善用村內閒置空間建置二手店鋪／再生工場、籌辦以物易物活動等各種「避免將可用物品丟棄」之方案。藉由這些實踐，一方面繼續減少垃圾的產生，另一方面也促進村民們因參與這些實踐，建立起更頻繁更日常化的互助共利關係，同時也創造機會為社區增加公基金收入。

●村民群策群力，垃圾減量可能性無限

再進一步，當上述垃圾減量實踐日益穩定發展，將逐漸累積出一筆不受制於派系頭人或政策變易的社區自主財源，隨時可以經過村民們的民主討論而用於拓展村民公共生活，而村民之間的群策群力關係也越趨紮實。至此階段，即可發展籌辦社區共乘、共購日用品以進一步減少生活中的一般垃圾，甚至可以開始推動村內小農實踐「放伴／幫伴」之互助勞動，以減少各種農業廢棄物的產生或提高清運／再利用率。

綜言之，當村長帶動村民們變革了原子化的人與人關係，隨著村民們的群策群力，垃圾減量將成為有無限可能的社區自治事務。

為何維持原子化 就不可能有效防治登革熱？

 #社區如何防疫？登革熱篇（一）

為何維持原子化

就不可能有效防治登革熱？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你肯定聽過登革熱，但真瞭解其嚴重性嗎？

登革熱是個人盡皆知的名詞，但絕大多數人仍普遍不夠重視或心存僥倖，因為尚未深刻瞭解其嚴重性。一位年輕體壯卻不幸確診的男大學生表示：「背部痛到像骨頭撕裂，完全沒辦法入睡」此即所謂「斷骨熱」，其全身劇烈疼痛的程度，遠非尚未染病者所能想像。

此外，倘若同一人重複交叉感染不同血清型的登革熱病毒，重症及致死率極高，而老人確診後的致死率更是年輕人的24倍！然而，哪怕只是一片落葉上的積水，都能輕易滋生病媒蚊，導致疫情年年捲土重來並急速惡化，這對台灣社會與經濟之威脅不容小覷！

如何才能有效防治登革熱？

因此，每年疫情高峰期各地政府無不啟動防疫大作戰，有的地方首長甚至親自披掛上陣，帶隊開展「巡倒清刷」，馬不停蹄地巡迴宣導，不斷增加地毯式清消之頻率，有的首長及其同仁甚至忙到無法休假。

然而，我們卻不得不說，即便各地政府再怎麼用心、投入再多的人力與預算，只要各社區居民仍然維持原子化，人人各過各的、各行其是，一切防疫工作必然事倍功微，不可能有效防治登革熱！為什麼？

若要有效防治登革熱，唯有盡可能消除一切防疫破口！以一個社區為例，只要有人不慎將病毒或病媒蚊帶回社區，即便只是地上一個小瓶蓋或是曬衣竿上的小裂縫，都能滋生病媒蚊而讓疫情擴散。

因此，唯有：

1. 最大程度清除社區裡一切能讓病媒蚊滋生或藏匿的機會；

2. 最大程度使社區內人人做好防護、避免染疫；

3. 最大程度讓不慎染疫者避免散播病毒、製造病媒蚊。

方能最大程度降低登革熱在這個社區裡的傳播機率；而倘若更大範圍內的每個社區也都能做到這些，方能實現更大範圍的登革熱防治！

為何維持原子化就不可能有效防治登革熱？

然而，若要使一個社區能夠做到以上三點，就非得實現以下三點不可：

1. 最大程度使社區內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深刻認識登革熱之嚴重性，充分理解並掌握如何防疫的重要觀念，並且願意起身行動、積極配合！

2. 最大程度動員社區內每位居民，群策合力消除一切社區內可能滋生或藏匿病媒蚊的機會，尤其最容易讓人忽略的小地方、人力困窘的弱勢家庭、無人居住的空屋與廢墟、雜草叢生或隨處都能積水的竹林或果園...等。

3. 最大程度培力社區內每位居民，充分發揮守望相助、互助合作之精神，協助不慎染疫者解決其基本生活需求以及經濟需求，使其在隔離期間無須外出買東西，也不用擔心田裡工作因為擱置而造成損失慘重，方能讓染疫者無後顧之憂地落實隔離，確保疫情到他為止！

因此，只要社區居民維持原子化，人人各過各的、各行其是，人人都是防疫破口！即便各地政府再怎麼用心、投入再多的人力與預算，也絕不可能實現上述ABC三點中的任何一點，整個社區依然到處都是巨大的防疫破口，也就必然不可能有效防治登革熱！

（待續）

如何終結獨居長者面對離鄉子女 之內心矛盾與喟嘆？

 如何終結獨居長者面對離鄉子女

之內心矛盾與喟嘆？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在雲林，６５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而且他們之中，每五個就有一個是獨居者，這些獨居者並非完全沒有子女可以供養或同住，更不是因為喜歡獨居生活而選擇獨居，這些年邁父母時時刻刻面臨「希望兒女回來」與「希望兒女不要回來」的巨大衝突，誰不想要兒女在身邊承歡膝下？只是他們認為兒女唯有離鄉到大城市，才有可以發展的事業、才能賺更多的錢。

　　雖然雲林堪稱台灣的農業首都，農業產值也是全台第一，我們從不斷外流的青壯年人口就知道，務農的經濟收入實在難以養家活口，但總還是會有人歸因於現在的年輕人不願吃苦也吃不了苦，所以才會不願意留在家鄉務農，實際上，到都市發展的青壯年，不僅職場壓力大，收入也不見得多高，還要承受高物價、房租／房貸的經濟壓力，生活絲毫沒有比較輕鬆。由此可知，問題不在於現在的年輕人能否吃苦，選擇離鄉的原因還是在於農業經濟衰頹的現實！如果可以確保務農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青壯年何須汲汲營營非得往都市鑽？

　　務農之所以不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主要還是因為免不了要面對盤剝、常態性滯銷、災損風險、孤苦勞動，由此可知，農業經濟衰頹並非不可抗力，然而，想要解決上述四大困境，個別的原子化小農是無力回天的，唯有組織發展無田埂農業生產合作社，方可挽回頹勢。因為合作社是集體社員共同生產、共同銷售，當合作社掌握了一定的產量，面對盤商當然就有更多的談議價籌碼，便可減少盤剝問題；因為合作社由社員集體民主經營，所以就有市場調查與計畫性生產的條件，大大降低滯銷困境；因為合作社沒有田埂界線，面對風災雨災就能有更靈活的應對方式，加上集結社員集體之力，即便遭逢災損也能更有效率地休養恢復；因為合作社是共同生產，免於孤苦勞動之悲淒，使得農業生產者也樂於從農，提高生產效率與動力。

　　一旦無田埂農業生產合作社被籌組起來，集體共同克服盤剝、常態性滯銷、災損、孤苦勞動之困境，何愁青壯年不願返鄉務農？又何愁無法終結獨居長者內心之矛盾與喟嘆？

延伸閱讀：「希望他們回來，又希望他們飛黃騰達不要待在這...」雲林農村長者的孤獨告白

交通善治不能只靠村里長——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踐報導（六）

 ＃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踐報導

交通善治不能只靠村里長

——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踐報導（六）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上篇報導〈如何使原子化人民成為交通治理主體？〉裡提到，在參與式預算的培力下，麻園村新庄仔居民踴躍參與史上首次庄頭會議及巡庄頭討論，針對十多年來始終無解的交通問題，首次正式公開民主討論，在爭論不休後終於達成13項具體共識，並委由村長將討論記錄發文給政府，共同學習、參與交通治理。

然而，很多人問：「何必如此勞師動眾、大費周章？只要由居民向村里長反應問題，並請村里長直接發文給政府即可，不是更簡單？」

但是，新庄仔的經驗恰好證實，交通善治不能只靠村里長，因為村里長沒有交通治理之權力，一切舉凡需要動用到政府經費、執法或變更公共設施之權力，都在政府手裡，村里長只能代為反應交通需求問題。

那麼，新庄仔居民也無交通治理之權力，如此大費周章地民主討論，又有用嗎？

居民若無凝聚力量，政府必不積極重視

事實上，麻園村長表示，過去也曾多次向政府反應道路破損問題，總是得到經費不足、道路堪用等回應而一拖再拖或不了了之；但這一次，包含古坑鄉公所、雲林縣政府、交通大隊等各相關單位，卻立刻在發文後的隔週，接連兩度到現勘，與過往態度大相逕庭。為何如此？

試想，政府的人力、經費必然有限，但各地人民的需求與矛盾必然層出不窮，光是雲林縣就有四百多個社區與上千個聚落，因此政府施政必然以選票壓力作為排序考量，而新庄仔這個不到20戶的偏遠聚落，自然一再被往後排序。然而，這次新庄仔居民卻展現高度團結，正是這股政治力量才讓政府不敢不重視！

此外，台灣絕大多數的政府現勘，在地居民參與率都極低，導致現勘往往淪為形式；但這次新庄仔居民因歷經民主討論之培力，踴躍參與現勘，大批居民包圍著政府承辦，也讓這些公務員倍感壓力、不敢馬虎，因而當場給予不少具體承諾。

（居民踴躍參與現勘討論，讓政府人員倍感壓力並當場給予具體承諾。）

居民若無民主共識，政府必無所適從

再者，以新庄仔交通問題為例，針對每個路段的每個問題，每位居民都有各自不同的用路經驗、需求與意見，每個人也都認為自己最有道理，這次要不是經由民主討論來凝聚共識，村長又何來明確的共識依據發文給政府？此外，只要居民沒有共識，政府也無所適從且能輕易卸責。

（光是這個路口是否要設減速坡、警示燈、警示牌或地上寫字，居民之間就眾說紛紜且各有道理）

居民若無積極參與現勘討論，政府施政必難切合民意

然而，即便把居民的共識發文給政府了，仍遠遠不夠。例如這次承辦人員雖然已事先針對居民的各項要求寫下處理方式，但是，大多仍然與居民期待落差極大，所幸居民當場積極表達意見，反覆與承辦溝通、努力爭取，最終才取得大家勉強還能接受的共識。

由此可見，即使承辦人員具備豐富的經驗與專業背景，也絕不可能比在地居民更加瞭解其用路需求與問題，再加上政府官僚主義，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倘若居民沒有積極參與現勘之民主討論，光靠村里長、民代與政府承辦等極少數人的主觀意見，任何決定都難以切合多數民意。

（居民仍需於現勘時積極表達意見、努力爭取，才能讓承辦真正理解其用路需求，並做出切合多數民意之決定。）

居民若無自主行動，政府可為終究有限

還有，政府所能作為也必然有限，針對新庄仔交通需求，不外乎就是花錢改善硬體，包含：變更交通設施、路面改善、縣道與鄉道之定期維護...等。

但是，還有更多部分必須仰賴居民的自主行動，包含整個社區的道路環境維護、私人作物阻礙交通問題、在地居民與用路人的用路行為與習慣...等，這些全非政府權責，更非村里長個人的事。因此，新庄仔居民經過民主討論才認識到：交通治理更重要的反而是居民的自主行動與責任。

於是，居民們展開數十年來首次庄頭大掃除，並召開行前會議；而後，還約定好至少兩個月一次庄頭會議與大掃除，甚至成立環保志工隊，由居民共同推派隊長與副隊長。

（居民在認識到自主行動之必要性後，展開數十年來首次庄頭大掃除）

（居民開始透過定期庄頭會議討論社區公共事務）

終於，歷經幾次工程浩大的大掃除後，新庄仔原本雜亂不堪的道路，逐漸明亮了起來；會嚴重阻礙交通與危害邊坡擋土牆的作物與路樹，也由居民合力鋸除了；作為主要用路人之一的福智園區老師、家長以及村民們，也在大家的宣導下，開始更加留意用路習慣。

（居民分批合力鋸除各處嚴重阻礙交通的作物與路樹，工程浩大）

居民唯民主凝聚，始致交通善治

因此，新庄仔經驗證實，交通問題當以在地居民為主體，絕非只是政府的事情，唯有在地居民積極參與、民主凝聚，並肩負起自主行動與責任，始致交通善治。

※延伸閱讀： 

• 如何使「團結力量大」成為可能？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一）

• 沒有民主，如何凝聚？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二） 

• 力求居民百分百知情，有必要嗎？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三） 

• 為何政府再大有為也不可能善治交通問題？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四）

• 如何使原子化人民成為交通治理主體？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五）

•  【福智之聲轉載】敦睦：咱們放伴去——社區活動迎向需求，村民團結了

• 【福智之聲轉載】起步：家訪的逆習——走出舒適圈，麻園義工歸零學習

• 【福智之聲轉載】我在心靈生態村的第一年

為何政府再大有為也不可能善治交通問題？

 ＃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踐報導

為何政府再大有為也不可能善治交通問題？

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踐報導（四）

馬路如戰場，人人期望政府更有能力與作為

根據交通部統計，2021年全台交通死傷人數總共47萬9千多人，這絕不亞於一場戰爭，等於每天都有1千3百多人在馬路上死傷。但即便馬路如戰場，隨時威脅每個人的生命財產，可絕大多數人卻都認為交通治理離自己非常遙遠。

因為大家普遍認為那是政府、民代或村里長的事，民眾既不專業也不懂，就算每天感受到各種交通問題，頂多隨口抱怨，或是期待換個更有作為與能力的人上任。然而這樣真的有用嗎？

台灣政黨輪替千百回，交通治理越治越糟！？

事實上，台灣從中央到各級地方選舉，早已政黨輪替無數次，但交通問題有因此而改善嗎？根據交通部統計，近13年來，台灣交通死傷人數直線陡升，2021年度的死傷人數已經是2008年度的兩倍多，但這13年來全台總人口數並無太大變化。這代表了，台灣人民為了選出大有為政府，已實現政黨輪替千百回，但交通治理反而越治越糟！為何如此？

只要人民不是交通治理之主體，政府再有心也無法善治

試想，真正最瞭解每一個路段之交通需求與問題的人是誰？誰又是每一個交通問題與治理，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人？答案當然是普遍用路人民。因此，當絕大多數的用路人從不參與交通治理，且視之為理所當然，就不可能成為交通治理之主體；那麼，即便政府再有心，如何可能交通善治？

以新庄仔為例，為何交通問題長期無解？

新庄仔這個小小的庄頭，位於古坑鄉麻園村，長期以來危機四伏：

鄉間小路連會車都很困難，卻是接連市區的便道，上下班期間車輛來去匆匆，加上人口外流，兩旁路樹、雜草、竹林早已嚴重遮蔽道路視線、經常刮傷車子或打傷騎士；

被當地居民笑稱「綠色隧道」的小徑是通往市區的便道，車多又快。

原本道路已經狹窄，還被路邊竹子佔掉1/3，完全遮蔽視線。

且路面年久失修，嚴重缺乏交通措施，狹長的窄路，一邊是很深的斷崖，竟然毫無安全護欄，還被竹林整片蓋住，夜晚也毫無路燈，去年就有騎士為了閃躲對象來車而跌落斷崖。

有半邊路面嚴重塌陷，車輛都想避開，路面又沒有分隔線，轉彎處經常差點發生車輛對撞。

狹長的窄路，一邊是很深的斷崖，毫無安全護欄，還被竹林蓋住，夜晚也毫無路燈。

當地居民表示，上述諸多交通問題，十多年來始終無解。為什麼？

1. 居民止於私下抱怨，政府無從瞭解居民需求

普遍人民都將交通治理視為政府的事，新庄仔居民自然也不例外，對於社區到底有哪些交通問題，平常不會特別去一一觀察或留意，頂多遇到狀況時，才私下抱怨或自求多福，但也絕不會民主討論如何解決，因此，大多數問題當然就不會被重視或反應出去，因此政府也就無法充分瞭解居民的困擾與需求。

2. 居民無民主討論之共識，村長也莫可奈何

至於一些比較嚴重或經常為人詬病的交通問題，才開始有人會向村長反應，但因為缺乏民主討論的機制，每位居民都只能從自身的用路經驗和需求出發；因此，光是同一個路口，往往就有好幾種完全不同的主張，於是村長在居民難以凝聚共識的情況下，就會相當為難，不管決定哪一種方案都不對。

3. 居民若不重視與團結，政府必不重視

台灣各地政府無不財政困窘、人力有限，但各地人民的需求卻無限增長。光是雲林縣就有四百多個社區，每個社區還有好幾個庄頭／聚落，每個庄頭都有各式各樣的需求；因此，政府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排出施政的先後順序？當然是選票的壓力程度。

所以，新庄仔有一部分的交通問題，過去曾有村長向政府行文反應，但總是得到「經費不足、此路堪用」的回應。因為，這個不到20戶的小庄頭，選票極少，居民沒有展現高度重視與團結，政府自然也感受不到任何壓力，必然先去處理其他更多處理不完的問題，把資源優先分配給其他壓力更大的地方。

4. 居民若無持續參與，政府施政必然大打折扣

當政府願意針對某些交通問題採取作為時，倘若居民沒有從頭到尾持續參與，政府施政必然大打折扣。

因為，從現勘討論、溝通協商、確認需求與具體做法、工程設計、層層發包、簽約、施工到最後的驗收，這樣冗長的過程中，有太多人會經手這個案件，但真正最瞭解確切用路需求及在地人用路習慣的，只有在地居民，倘若居民沒有持續參與，則所有外地的各單位承辦人員、承包廠商、施工工人等，必然只能依照他們自己主觀認知與直覺來辦事。

此外，再加上公務人員普遍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心態，承包廠商也只是拿錢辦事，往往便宜行事。再者，這種層層轉包的制度，歷史早已證明，要是沒有在地居民參與監工，必然偷工減料。

因此，光是小小的麻園村，就一再發生政府的交通治理，和居民真實需求嚴重落差乃至於相互抵觸的案例。

經居民一再要求，政府終於派人來設置警示牌，但居民完全無法參與設計與施工，導致整塊牌子的位置和方向完全錯誤，形同浪費公帑。

因沒有和在地居民民主討論，政府在車水馬龍的丁字路口劃設「待轉區」，遭居民抗議根本就是「待撞區」，政府才又重新將標線移除。

綜上所述，就是因為新庄仔居民過去從來就不是交通治理之主體，從而導致即便有再多次的換人做做看，也不可能交通善治！

大有為政府從來就不存在，只有大有為公民

事實上，所謂的大有為政府從來就不存在，而縱使真有政府再怎麼有心，只要人民不是交通治理之主體，則必然無法實現交通善治！

但是，人民平常要忙於工作與生活，又要如何參與交通治理？後續，我們將持續報導「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如何在新庄仔開啟社區民主交通自治的曲折過程，敬請關注。

※延伸閱讀：

如何使「團結力量大」成為可能？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一）

沒有民主，如何凝聚？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二）

力求居民百分百知情，有必要嗎？麻園村參與式預算實況報導（三）

共老不夠好，共好不怕老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共老不夠好，共好不怕老

文 / 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圖說】年前，龍潭村識字班舉辦共寫春聯活動。

長者們在紅紙上寫下對於新的一年的祝福。

　　過去我們總將長壽視為好事，所以經常在生日的時候祝福別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是因為在多數人的認知中，年老代表可以卸下工作與養家活口之重擔，因此，越長壽就代表，退休後能享清福的時間也越長，但為何當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出台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每五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是超過65歲），卻不怎麼令人期待與歡慶呢？因為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在退休後不僅原本的體力活動減少，致使身體日益虛弱，更因為逐漸遠離原本相對活絡的社交圈，在心理上漸趨孤獨，原本期待的「享清福」，其實反而更容易讓生活被孤單與虛無所填滿。

　　或許，這就是為何年輕人總是被勸說要趕緊結婚生子，因為這樣老來才有兒女可以依靠、因為這樣老來才能有個伴作陪，但是兒女總有自己的生活要打拚，兩個老伴也終有一個人會先離開，想要終止孤單與虛無的局面，唯有將小家庭觀轉化為社區大家庭，方能實現。社區人際關係若能緊密熱絡，的確就會形成類似家人關係，相互照應相互陪伴，這樣大家就有了共老的條件基礎，「共老」雖然使人覺得相對不孤單寂寞，但其實只是一群長者結伴養老而已。

　　而且，人與人相處難免會有矛盾，許多人當了一輩子深交之友，也經常因為偶發的衝突，致使關係破裂，老死不相往來，連家庭關係破裂也時有所聞，可以想見若社區內總有如許人際矛盾，即便只是期待共老，也絕對遙遙無期。

　　讓我們姑且先把孤單寂寞視作要對抗的強敵，在抵禦外侮的道路上，就必須先相當程度減消社區內人際矛盾的產生與影響，方能團結有力，而僅憑個人的修身養性是辦不到的，唯有設置一個集體目標，在大家共同努力實踐的過程中，經過充分的民主溝通與討論，才能人人發揮同理心，也才能建立革命情感，簡言之，共老其實不是「共好」，共好是不分年齡層的民主共治共融。

　　當「社區共好」是我們積極想培育長大的幼苗，那麼建成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以作為它的沃土，也就自然而然，在人人感情融洽、互信互助的基礎上，共同打造一個可以集體討論社區公共事務的環境，讓老來依然覺得自己對社區／社會有所貢獻，不只不感孤獨，而且「老而彌能」，每天有積極性目標、有幹勁，如此共好，當然使人不怕老！

參與式預算，讓用路人與居民不再只能自求多福！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參與式預算，

讓用路人與居民不再只能自求多福！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雲林縣東勢鄉最近發生一起嚴重的死亡車禍，肇事原因為車速過快，以及路口視線不佳（路口位於農田區，路口視線遭住家圍牆、甘蔗田遮擋），據目擊者所述，為一台預拌車撞擊自小客車（轎車）。從預拌車司機的角度來看，他有丟飯碗趕業績的壓力，無法於每個路口都減速慢行，甚至可能無法遵守各種交通法規，此即是受商品化、原子化桎梏之不得不然，並非司機道德多麼低劣；就死者家屬而言，可能也只能「自認倒霉」，最多爭取更多補償；就附近居民而言，一樣只能人人自危、自求多福，平常只能靠每一個原子化個人自己去忍耐適應這一切，但對於如何改善交通安全問題，總體而言依舊於事無補；就這起車禍而言，車禍發生是必然，發生在哪？誰肇事？誰受害？誰同時肇事與受害是偶然，此即當人人陷入原子化狀態下之必然。

■維持原子化，不可能改善交通安全問題

這起車禍絕對不是特例，全台灣無時無刻都在發生，這讓我們不禁想要知道台灣的交通安全出了什麼問題？車禍現場周遭居民又是怎麼想的？

為此，我們訪問了車禍現場的周遭居民，部分居民認為在道路設計先天不良的前提下，只能藉由告示牌或警告標誌，讓駕駛「良心發現」、自我提醒減緩車速，然後再靠每個人自己小心、自求多福，自己要去忍耐適應這個路口；有人認為可以透過減速丘減緩車速；但也有人認為減速丘會讓老人家龍頭握不穩，反而危險，最多最多設置跳動路面即可......等等，其實每個使車輛減速的措施都各有利弊，端看這個路口的特性是什麼而定，以及需要考量會經過這個路口的用路人特性為何等因素，再經過集體民主討論才能討論出最符合多數人需求，也最有用的共識，最後再據此要求相關單位改善。

誠然，最好的方式是要求代議體制將道路設計的部分權力還給社區，但這目前看來遙不可及，務實地來看，只能先透過居民民主凝聚、集體民主討論出一個強而有力的高度共識，迫使政府重視，即便不能根治，但至少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如同另一個參與式預算實驗基地—麻園村新庄仔部落的成功經驗、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的交通安全改善案例一般。

■要如何民主凝聚　唯有參與式預算

上述麻園與龍潭的案例證實了，只有透過高參與率、高知情率的參與式預算，將居民民主凝聚起來，形成一個強而有力、團結一致的共識，政府才會按照人民的意志做事，也才知道怎麼改善，實現比公投更直接的「直接民權」！真正將權力（power）還給人民。

從看門犬與寵物的內在一致性，來思考動物保護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從看門犬與寵物的內在一致性，

來思考動物保護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直到現在，在農村還是經常可見有不少人家在飼養「看門犬」，牠們多是擔任預防竊賊的功能，可能終其一生都是被鐵鍊鎖著、與自己的便溺為伍，也鮮少有為牠們打狂犬病疫苗或驅蟲的觀念，得病死了就直接從小黑二代變成小黑三代；而在都會區，家中所飼養的貓犬則屬於「寵物」位階，除了每年各種疫苗的施打必不可少，充斥在網購平台與實體店面的寵物零食、營養保健品，還有每逢週末必然門庭若市的獸醫院，皆清晰可見飼主們對寵物的疼惜愛護。

　　今年《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辦理了第二屆「友善動物傑出村里長選拔」，主要想藉此徵選並表揚對動物保護有所貢獻的基層村里長，可以想見，未來的村里長競爭極可能也會加入「是否友善動物」此一參數。

　　在傳統農村裡人際關係普遍緊密，只要有不熟悉的面孔出現，大家就會有所警覺、相互提醒，竊賊遂行偷盜意圖之機率相對低，後來因為人際疏離、漸趨「原子化」，才會需要看門犬界藉以防衛；而都會區之所以盛行飼養毛小孩，其實也是反映了人心普遍孤寂，需要在家裡多保留一個「類家人」的位置，職場辛苦下班後，可以有個情感寄託的對象，藉以填補「原子化」所致之人際疏離感；甚至，讓具有動保意識者極為反感的毒害或施虐流浪犬貓之現象，也肇因於「原子化」，施虐者只想到流浪貓犬帶來的不便與損失，動保者也逕以道德觀點批判，缺乏溝通勢必造成對立加劇、此題無解。

　　由上述可知，「原子化」讓看門犬與毛小孩成為人們的需求，也讓施虐動物者與動物保護者相繼出現，當我們推崇突出某幾位致力於動保的村里長時，其實也該理解僅憑村里長一己之力，不可能使全社區齊心共力解決動物保護的各種問題，唯有思考如何重建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搭建出持不同立場者的溝通管道，唯此方能解決原子化所致之諸多亂象與糾紛，相信這也是真心愛護動物者，應當努力的方向！

（全文完）

人類生活與動物保育真是兩相不可調和之矛盾嗎？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人類生活與動物保育

真是兩相不可調和之矛盾嗎？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新冠疫情進入三級警戒以來，自然風景區暫不開放的狀況下，我們可以在新聞媒體上看到許多有關「野生動物現蹤跡」的訊息層出不窮。近期還有新聞指出：「三級警戒的這兩個月以來，野生動物就像是在放暑假，而在目前微解封的狀況下，也意謂著野生動物準備收假了」，這些新聞論述出一個主要面向是「人的干擾大幅降低，因此，野生動物都跑出來了！」但這些新聞其實同時引領著我們思考一個重要的命題：「人類生活與動物保育真是兩相不可調和之矛盾嗎？」，人類是不是勢必得減少或停止活動，野生動物才能回歸正常生活？

 

其實，人類的活動不必然危害野生動物的生存，若果真如此，那人類勢必毫無親近野生動物的可能性。但過去我們一定或多或少有遇見野生動物的機會，可能是一隻螢火蟲無意間飛過眼前，或是在水田看見高蹺鴴悠哉覓食，去爬山時不預期發現竹節蟲正在靜靜啃蝕樹葉，聽見大冠鷲在空中盤旋鳴叫，在深山竹林裡瞥見藍腹鷴蹤影一閃而過，也可能在海裡與海龜偶遇，在珊瑚世界裡發現許許多多叫不出名字卻驚為天人的各式海底生物。我們常常需要屏息以待或無意間與野生動物「撞見」才有機會在一瞬之間一睹牠們的風采與美姿。野生動物本能式的防衛，其實意謂著我們人類一直以來都不知如何與野生動物共存、共融；而這些親近野生動物的瞬間，也意謂著人們內心渴望著能夠有更多時間認識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相處的機會。

之所以疫情期間野生動物頻現蹤跡之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裡，同為原子化人的我們暫時暫停了一大部分的商品化活動（譬如：消費、旅遊、休閒觀光等）所致。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下，人人不可免地必須分秒必爭的工作以謀取更加穩定的生活，但同時也幾乎喪失了生活品質，在人人相互競爭且各自「獨存」的原子化生活裡，我們必然自我中心，必然只能優先且絕大部分的從自己的角度及利益出發，因而必然無法顧及野生動物，報復性旅遊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那我們到底又該如何才能實現與野生動物共存共融呢？有許多國家風景區會實施總量管制其實是作法之一，在規定範圍內限制遊客來訪人數，以降低對園區範圍內生態的干擾，但依賴管控機制畢竟也有其侷限，即便人數限制了，我們也極有可能在不了解如何與野生動物相處的狀況下，做出過度干擾甚至危及野生動物生存的行為而不自知。

若要實現與野生動物共存共融的願景，人人必須打破原子化現狀，重建緊密的人與人關係，社區共同討論並且制定大家皆同意之規範，人人才能逐漸脫離自我中心，因為沒有人是被「落下」的，每個人皆能因充分了解而將維護自然環境及野生動物視為責任，相互協調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規範，並且在無需外部約束的狀況下自主樂於遵守之。此時，人們與自然及野生動物共存之範圍已超出特定保護區範圍，人們享受與自然生態及野生動物共存共融之前所未有的愉悅，逐漸視與野生動物共存為人類生活之所需，並能夠繼續主動研究精進人類與野生動物共存的方法，野生動物擁有更好的生存條件，有棲息及繁衍的空間，而我們也因此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漸漸地，野生動物不會全面性地看到人類就立即閃躲，這樣的願景或許像是天方夜譚？其實這與我們日常所見許多早餐店門口會有成群麻雀一般，牠們的聚集並非只是因為可以覓食，更重要的是，牠們同時知道，牠們在這裡用餐不會丟失了性命，這是早餐店老闆、早餐店客人與麻雀共存之結果，或許麻雀「這號人物」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因此不認為有甚麼特別，卻也是幾十年以來少數常見的物種與人們共存的結果，是野生動物與人類共存的最佳例證。除了強勢物種，我們能否有可能親近那些更為稀見的野生動物，而牠們並不因此感到畏懼？你是否能想像有一天，藍腹鷴不再躲進草叢，而是與人們一起漫步於山林之間？或是夏日夜晚的星空下，人們臥躺溪流邊望著成群成堆螢火蟲飛行成一條地上銀河？只要人人重新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人人自發主動且樂於遵守共同研究制定的規範，這樣的願景不會只是空談，而是真正可能實現之美好願景。

（全文完）

什麼才是導致青年 無法民主自治且獨立生活的原因？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什麼才是導致青年

無法民主自治且獨立生活的原因？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除了整體社會處於少子化趨勢，受限家庭經濟與父母身心壓力，通常一般家庭也都生得少，生養一兩個子女大概是極限，在這樣的情況下，哪對父母會不想更用心呵護照顧？不只傾注所有資源與心力，從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到他們真的成家立業，甚至到自己年邁死前，憂心沒有一刻或歇。我們完全可以體會這些用心與艱辛，然而，高度介入子女們的升學、交友、工作、生活起居乃至婚姻，「不願放手」是極顯性的表徵，2023年起民法成年年齡正式下修為18歲，這對許多父母而言，對子女更快成年的開心遠不及憂心的程度。

　　聯合報報導〈當代父母為何養不出獨立的成年人？專家點出3原因〉有專家指出：義務教育延長、高教擴張等現象，致使青年受教育時間拉長、出社會時間變晚，青年必然延遲「登大人」。事實上，過去有許多旅外留學生為了兼顧生計，有豐富異國打工的經驗，這些打工經歷，不只讓他們賺取生活費，他們也因此與大社會產生更多緊密的連結，從中學習到獨立生活的能力，但他們同時也是專家口中「受教育時間拉長」的那群人。

　　那麼問題的關鍵究竟是什麼？恐怕不是「受教育時間拉長」，而是升學主義。升學主義已將求學與獨立生活進行徹底的切割，「你就好好讀書，其他都不用擔心」，這是父母們給的愛，同時卻也在桎梏孩子對獨立生活的學習。然而，獨立生活並不是父母放手這麼純粹，如前所述，重啟孩子的社會生活才是重點，其實，孩子們自小生長的社區，就是社會生活的起點，也是最親近的場域。

　　孩子們能夠從社區學習到什麼？首先就是民主與自治的學習。因為整體社會幾乎都處在原子化狀態，致使人人顯得自我中心、欠缺同理心、充滿競爭意識，這些才是導致孩子被升學主義綑綁、無法與社會產生連結的真正主因。社區當中有很多公共事務需要學習、面對、解決，而這些都只能建立在不斷創造民主討論氛圍的社區環境中實現，學習聆聽別人的意見、學習與集體進行民主討論、學習合作以共同解決社區公共事務，唯有這些重建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的實踐，才能讓孩子真正擺脫升學主義的枷鎖，擁有更寬闊的人生視野，同時能以社區集體為師，自然也就具備了獨立生活的條件與能力。

（全文完）

長者作伙寫字，孕育社區公共生活——龍潭村長者識字班系列

 #龍潭村長者識字班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長者作伙寫字，孕育社區公共生活

——龍潭村長者識字班系列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最近識字班的同學們提出想要辦個「同學會」，其實說穿了就是聚餐，關於聚餐要怎麼進行大家都有不同意見，老師我覺得一人一菜帶來寮仔（戶外簡易教室）共食，減輕有一個人需要專門備餐的壓力，但這個想法被三叔公嫌「麻煩」（後來才知道他是擔心自己端不出像樣的菜色來款待老師與同學），所以他提出找專門的外燴來辦，他也覺得這樣大家就能吃得比較「澎湃」（豐盛），金桃伯母認為大家各自準備一道菜好像比較有趣，金玉伯母說她下週二早上要去大林慈濟醫院回診。

　　後來多數人的意見是：因為天冷，就來圍爐煮火鍋！三叔公只好從眾。有基本共識後，勝玉伯母說她要另外準備白斬雞，美雲伯母說想炒米粉讓大家當主食，老師就負責準備火鍋料，金玉伯母又說抱歉，來不及備餐，大家跟她說回診後還是要記得來中午聚餐。

　　或許，多數人對於聚餐的想像，大部分都是找間餐廳去吃吃就好了，不能理解為何要搞得這麼複雜，但是龍潭村長者識字班同學們結緣已超過一年半，這個同學會的意義並不在於「吃好料」，而在於更加拉近彼此的關係，從每週一次的上課，到日常的相互關心。

　　我們常說緣份天註定，他們從彼此不甚熟悉的鄰里，到相對緊密的同學關係，從人情逐漸熟悉親近，到現在的相互同理體貼、宛如家人，就足以證明，緣份既需要契機，更需要經營，他們現在能從自己的小家庭走進識字班這個大家庭，未來，就能從識字班這個小家庭，繼續走向社區大家庭，如同他們現在會像關心家人健康一樣關心同學的健康狀況，未來，社區內的公共大小事務也將不再無關於己，社區是另一個大家庭，識字班的長者作伙寫字，也正在孕育社區公共生活。

（全文完）

防疫破口所掀開之原子化孤老， 如何應對？

 #社區需求如何解決？  #參與式預算

防疫破口所掀開之原子化孤老，

如何應對？ 

文／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國內疫情逐漸降溫，一度被視為防疫破口的「萬華茶室」也早已不再成為新聞焦點。然而，這項當初隨著疫情相關報導而被揭露的「原子化孤老」現象至今仍然存在、並未隨著疫情消散。

在疫情升溫、萬華茶室成為媒體焦點後不久，就有不少媒體披露：許多年長的茶室常客們長期高頻率地到茶室消費，其真實動力並非耽溺美色，而是因為在充斥著孤獨的社會中，茶室能為他們提供平日生活中難得的關注、傾聽與陪伴，暫時沖淡日常生活中的孤寂感。換言之，茶室當時之所以廣受矚目、被視為防疫破口，真正原因其實是早已存在的「孤老」現象。

這個隨著疫情被揭開的「孤老」現象，其實並非茶室常客們特有的境遇。在當前的台灣社會，早已有相當比例的年長者們，或因未婚無嗣、或因子女旅外謀生、又或因各種難以抵抗的變故，而長期過著獨居生活。尤其在日益衰微的農村，更有相當比例的長者過著無人聞問的生活，即便與家人同住，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心理距離也未必親近，也就是說，這些長者們平時就處於極度原子化（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的狀態。於是，這些處於「原子化孤老」的長者們，其中一部份人透過茶室消費來尋求自己需要的人際互動也就不足為奇，哪怕其中帶有商品化社交的成分、哪怕冒著染疫風險，也無法阻止他們試圖滿足自己最基本的心理需求。由此來看，當初被視為防疫破口的年長茶室常客們，其實和你我身邊常見的那些在公園下棋、在樹下泡茶、在自家門口閒坐的長者們並沒有太大區別，他們同樣需要關懷、需要傾聽與陪伴、需要透過日常性的人際互動讓自己免於孤獨。

所謂「孤獨」，無非是在生活中面臨需求或遭遇困境時，缺乏交流陪伴、溝通討論、協力共濟之對象。但追本溯源，從人類歷史來看「孤獨成為籠罩社會的普遍現象」其實只是最近不到五十年的事。

在過去的農村共同體中，由於單靠一人一家之力，必不足以興修水利滿足灌溉需求，在農地尚未因繼承分割而零碎化之前，一人一家之力亦不足以讓整地、播種、採收等農事工作來得及配合時節氣候進行；生活中婚喪喜慶乃至於住宅修繕等大小事也同樣需要透過互助協力方能順利，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互動頻繁而緊密，所謂的「孤獨」不至於成為普遍現象。

但隨著農村人口因資本主義發展而流向都市、農村共同體逐漸裂解，過去人人相依互存之關係也隨之轉變——對流向都市的人們而言，由於各自受雇謀生後，過去成為人際關係基石的「協力勞動、互助生活」悄然無聲地塌毀，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一切困境或需求時，由於過去共同承擔解決的共同體已然瓦解，只能以「獨力、獨用、獨責、獨擔、獨受」之原子化方式，訴諸購買各種商品或勞務來應對。而此番人與人關係之巨變，正是「孤獨」的社會根源。因此，「原子化所致之孤獨」絕非長者們所獨有、亦非獨見於台灣社會，越來越多國家政府苦惱於「孤獨」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日、英更於中央政府設專責之部級單位，顯見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國家共同面臨的流行病。

面對由孤獨所衍生的種種治理困境，對治之道唯從變革原子化狀態著手，由日常居住生活的社區起步，構築人人相依互存之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由社區居民透過頻繁且日常化的民主討論，跨出「獨力、獨用、獨責、獨擔、獨受」之窠臼，針對各種日常生活需求共商對策、協力落實，使包含高齡長者在內的每位社區居民，時時與人保持緊密的交流、來往、聯繫，從而根絕孤獨。

例如，對長者、尤其獨居長者而言，「如何打理日常三餐」就是個容易讓人感受到無助而孤獨的問題——長者食量不大、除了基本營養需求以外，多半另有因慢性疾病或咀嚼吞嚥能力退化而產生的特殊飲食需求，加上未必有足夠的體力經常出門採買，致使許多獨居長者都是以「煮一頓吃一天」的方式來處理日常飲食，除了營養問題外，又徒增保鮮食安方面的隱憂。

然而，若重建人人相依互存之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經由社區居民聚集民主討論，能使全體社區居民充分知悉、同感同理獨居長者們在日常飲食方面的困境，進而將同感同理發展為群策群力，醞釀籌辦社區共餐，在討論過程中使長者們感受到自己的處境獲得理解、關注與支持；而在籌辦社區共餐的過程中，更能透過共同討論規劃，使健康狀態尚可之長者們找到發揮自身經驗技藝的舞台，例如擔任共餐志工協助備料烹煮、或者藉由共餐分享傳授其烹飪經驗或加工技藝，使長者們在此過程中逐漸融入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拓展多元社交、發揮自身長處。

同時，由於長者們、乃至於全體社區居民在籌辦共餐的過程中不再感受到孤獨，自然也就不致產生「因孤獨而趴趴走」所造成的各種防疫破口；另一方面，由於社區共餐是經由社區居民共同民主討論而籌辦，因此共餐本身可能造成的接觸傳染風險，也能夠透過籌辦過程中的討論，因地制宜地事先安排相應的預防措施。使得防疫破口與原子化孤老同時獲得對治、使每一位社區居民都能在「抗疫」與「抗孤獨」兩條戰線上積極應戰、發揮貢獻。

由此，當每一戶社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相互熟識關心、經常針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民主討論」的日常關係，過去處於原子化孤老狀態的長者們將與全體社區居民一同重建多元人際互動、找到發揮自身知識技能與經驗的場域。相較於當前將年長者們視為「被照顧／服務之對象」、甚至視為社會負擔的普遍觀點與政策思維，重建人人相依互存的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不僅能根除社區居民們的孤獨，更能從社區起步，打造一個「老當益志、老而彌能、公民不退休」的社會。